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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肯定的，他一口咬定张焰那天晚上在八点半的时候就来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他们也没说什么，坐下来就打牌。他们常常这样打牌一打就是一夜，这天晚上自然也不肯例外。天亮了以后，一个取牛奶回来的老太太告诉他们，小学校里有个女孩子死掉了。他们扔了扑克牌，都赶去看热闹。
4
顾骏记得那年的夏天特别热，为了迅速破案，破案小组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。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，更多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谣言。公安机关认定李文红是被人谋杀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开始到处流传。破案小组接到了好几封显然是蓄意报复的匿名检举信，这些信一次又一次地分散了破案小组的注意力。头绪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乱。
一个住在附近的小孩声称，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听到了有个女孩子的尖叫声，那个女孩子大声地喊着救命。调查结果则表明这小孩是在说胡话，根本没有什么尖叫声，否则不可能就他一个人听见。如果真有什么尖叫声的话，首先听到的应该是那些住得更近的人家。
整个梅城都在谈论这件事，除了破案小组采取重点突破的办法。各居民点也开展了广泛的排查，所有有过前科的小流氓老流氓，只要是说不清楚自己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的人，立刻紧追不放。负责政法工作的那位市委副书记，要求顾骏天天向他汇报工作进展，他是一位刚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干部，不愿意让人家觉得他无能。尤其当这桩案子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以后，他更加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和不耐烦。
“人民的眼睛正注意着我们，我们已经让他们失望了！”政法副书记反复这么念叨，他把能否破这案子看得非常重，所以当张焰最后被确定为凶手的时候，他表现得踌躇满志眉开眼笑，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结束了此案。“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，我们已经让这座城市的人民等得太久太久。”虽然铁证如山，但是张焰从定案到执行枪决，这里面只有短短的二十天，实在是太短了。不管怎么说都是有些太匆忙，这案子完全可以再做得细一些，因为死刑一旦执行，什么事便都无法挽回。政法副书记一再强调特殊时期要采取特殊的手段，这样的匆忙行事，事实证明在当时也还有值得的地方。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，随着张焰的死刑立刻消声匿迹。正义得到了伸张，梅城的人似乎也感到心情舒畅。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有效地打了下去，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候里，梅城未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。
那个夏天里，顾骏实实在在地掉了一身肉。在案子没破以前，他时时刻刻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喜欢把什么事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。作为破案小组组长的顾骏，开始感到有些驾驭不了他的小组成员，一位讲究政治挂帅的小组成员觉得不能成天钻在事务堆里，说他们应该坐下来学习学习，重新研究他们的思路。“我们应该相信群众，相信党，不能走白专道路。思想对了头，一步一层楼。要是思想上出了问题，我们将什么也做不了。”顾骏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撤职的可能，有一段时候，作为领导的政法副书记怀疑他的工作能力，破案小组的成员思想也严重的不统一。顾骏没有得力的助手，他陷入了孤军奋战的糟糕境地中。
5
案子获得重大突破，是从张焰那天晚上通霄都在打牌的谎言被戳穿以后。顾骏重新传讯了几位和张焰一起打牌的牌友，对他们分别进行调查。顾骏从过分统一的口供中看出了破绽，只有事先商量好了，才有可能在时间问题上达成这种惊人的一致。生活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时时刻刻注意着时间的，人们通常最容易忽视的，恰恰就是时间。顾骏对黄毛的家进行了考察，在他的家里只有一个已经坏了的闹钟。几个打牌的人中间，事实上，只有一个叫霍培良的人戴着手表，据他交待，张焰来的时候，他掏出手表看了看时间，什么话也没话，就把手表放迸了口袋。既然他没说话，别人又是怎么知道张焰是几点来的。
那天晚上连同张焰一共有五个人，而他们的那种玩法只允许四个人参加，肯定有一个人是多余的。张焰去的时候，扑克早就开始了，并不是缺他不可，这说明约张焰去玩扑克的说法不能完全成立。顾骏决定先从看上去意志比较脆弱的霍培良进行重点突破，便在他的眼皮底下，将其余的三个那天晚上一起打牌的人同时释放。霍培良果真中计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单独留下来，脸色顿时煞白。“你知道为什么要将他们放掉呢，因为他们说了真话，也许你要好好地想一想，才肯最后说出真话来。”顾骏不动声色地说着，仿佛他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这句话我们已说了许多遍，再说也没什么意思，我们不会再浪费太多的时间。”
霍培良的防线很轻易地就崩溃了，他相信其他的人已经说了实话，开始试探自己如果说了真话，是不是来得及。“要是我现在说了，你们会不会继续追究我？我们当时说好的，大家统一了口径。张焰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想出卖他。张焰那天晚上确实不是八点半来的——”
“是几点？”
霍培良犹豫了一会，说“是十一点多。”
顾骏知道这时间非常重要：“十一点多，多多少？”
“大概多七八分钟的模样，”霍培良想反正已经是说了，干脆彻底坦白交侍“我们没想到他会来，因为他来了就多一个人。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只好轮着打。天亮时，我们听说小学校有个女的死了，我们就去看。张焰认出了那女孩子是谁，就偷偷告诉我们，说警察可能会找他麻烦，让我们就说他从昨天晚上八点半起，就一直和他在一起打牌。他对我们发誓，说这事不是他干的，他真的是发了誓，我们也就相信了他。”
只要有一个人松了口，其他的几个人就太容易攻破。所有打牌的人都承认自己做了伪证，他们都说自己和张焰是哥们，平时的感情不错，都相信他说的话，相信他和这案子没牵连。张焰告诉他们，说自己和这个女孩子有过关系，不过这种关系早就断了，他现在已经不喜欢她，他现在有兴趣的是别的女人。张焰的朋友都知道他追求女人很有一套，他们平时非常羡慕他的风流韵事。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，讲究哥们义气，是梅城街头少年中普遍信奉的一个真理。这些少年成为无业青年以后，他们没有前途，也没有理想，肆无忌惮地活着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所作所为的严重性。
6
当张焰意识自己被同伴出卖以后，感到非常的愤怒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一言不发。沉默对他没任何帮助，他知道自己现在处境十分糟糕，如果说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据，他就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无罪。他试图继续在时间上做点文章，然而越说漏洞越大。他编了一个故事，说自己那天从小学的陆老师家出来后，在街上无目的走了一大圈。
连张焰自己都意识到自己的故事缺乏说服力。顾骏知道已到了乘胜追击的时候，决定开始直接切入张焰和李文红两人的关系，问他究竟认识不认识李文红。张焰知道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，点头说认识。
“你和她之间有关什么关系？”
“没什么关系。”
顾骏让他想好再回答。
张焰作出思考的样子，想了一会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和她早就没关系了。”
顾骏问他在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有没有见到过李文红。张焰默不作声，顾骏很有耐心等待下文。一起参与审问的同志有些按捺不住，让张焰立刻回答。张焰看了一眼顾骏，很不情愿地说：“那天晚上，我是见到过她。我去陆老师家的路上，看见李文红一个人在操场上玩。”
顾骏和一起参与审问的同志一样，感到有些兴奋，他们总算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。张焰显得十分沮丧，他知道他的处境越来越糟糕。“我没和她说什么话，我直接去找陆老师了——真的，我没有杀李文红，我好端端的，杀她干什么。”张焰偷眼看了一下顾骏，他似乎知道这个人最难对付。“我刚刚是说谎了，我没有在街上转，我也不是八点半离开陆老师家的，你们真要我讲，我只好老实交待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是十一点多，才离开陆老师家的。”
这是一个新的情况，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就有可能解脱自己。顾骏让他交待，真如他所说的那样，他在陆老师家待那么长时间干什么了。张焰说没干什么，随便说说话。顾骏又问说了些什么话。张焰结结已巴地说没说什么后。他显然不是说的真话，他显然不能自圆其说。从一开始，张焰就给审问他的人留下了谎话连天的印象。他自以为编造的故事能使他蒙混过关，但是他的狐狸尾巴反而露了出来。
顾骏提醒张焰，破案小组已和小学的陆老师接触过，陆老师说他那天拿了歌本当时就走了。除非陆老师也是帮他说了谎，那么陆老师有什么必要帮他说这个谎呢。张焰表现得有些黔驴技穷，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和陆老师之间有种暧昧关系，陆老师所以这么说，是他和她之间事先商量好的。
一起参与审问的同志十分严厉地说：“这事我们将进行进一步调查，如果事情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张焰含糊其辞地嘀咕了一句什么，顾骏觉得审问可以暂时告一段落。事情已经很简单，一切都看小学的陆老师会怎样回答。陆老师的证词将成为侦破此案的关键，缺口已经打开了，顾骏知道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，狠追猛打，一举攻破敌人的最后保垒。
是肯定的，他一口咬定张焰那天晚上在八点半的时候就来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他们也没说什么，坐下来就打牌。他们常常这样打牌一打就是一夜，这天晚上自然也不肯例外。天亮了以后，一个取牛奶回来的老太太告诉他们，小学校里有个女孩子死掉了。他们扔了扑克牌，都赶去看热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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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骏记得那年的夏天特别热，为了迅速破案，破案小组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。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，更多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谣言。公安机关认定李文红是被人谋杀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开始到处流传。破案小组接到了好几封显然是蓄意报复的匿名检举信，这些信一次又一次地分散了破案小组的注意力。头绪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乱。
一个住在附近的小孩声称，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听到了有个女孩子的尖叫声，那个女孩子大声地喊着救命。调查结果则表明这小孩是在说胡话，根本没有什么尖叫声，否则不可能就他一个人听见。如果真有什么尖叫声的话，首先听到的应该是那些住得更近的人家。
整个梅城都在谈论这件事，除了破案小组采取重点突破的办法。各居民点也开展了广泛的排查，所有有过前科的小流氓老流氓，只要是说不清楚自己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的人，立刻紧追不放。负责政法工作的那位市委副书记，要求顾骏天天向他汇报工作进展，他是一位刚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干部，不愿意让人家觉得他无能。尤其当这桩案子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以后，他更加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和不耐烦。
“人民的眼睛正注意着我们，我们已经让他们失望了！”政法副书记反复这么念叨，他把能否破这案子看得非常重，所以当张焰最后被确定为凶手的时候，他表现得踌躇满志眉开眼笑，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结束了此案。“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，我们已经让这座城市的人民等得太久太久。”虽然铁证如山，但是张焰从定案到执行枪决，这里面只有短短的二十天，实在是太短了。不管怎么说都是有些太匆忙，这案子完全可以再做得细一些，因为死刑一旦执行，什么事便都无法挽回。政法副书记一再强调特殊时期要采取特殊的手段，这样的匆忙行事，事实证明在当时也还有值得的地方。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，随着张焰的死刑立刻消声匿迹。正义得到了伸张，梅城的人似乎也感到心情舒畅。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有效地打了下去，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候里，梅城未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。
那个夏天里，顾骏实实在在地掉了一身肉。在案子没破以前，他时时刻刻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喜欢把什么事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。作为破案小组组长的顾骏，开始感到有些驾驭不了他的小组成员，一位讲究政治挂帅的小组成员觉得不能成天钻在事务堆里，说他们应该坐下来学习学习，重新研究他们的思路。“我们应该相信群众，相信党，不能走白专道路。思想对了头，一步一层楼。要是思想上出了问题，我们将什么也做不了。”顾骏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撤职的可能，有一段时候，作为领导的政法副书记怀疑他的工作能力，破案小组的成员思想也严重的不统一。顾骏没有得力的助手，他陷入了孤军奋战的糟糕境地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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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子获得重大突破，是从张焰那天晚上通霄都在打牌的谎言被戳穿以后。顾骏重新传讯了几位和张焰一起打牌的牌友，对他们分别进行调查。顾骏从过分统一的口供中看出了破绽，只有事先商量好了，才有可能在时间问题上达成这种惊人的一致。生活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时时刻刻注意着时间的，人们通常最容易忽视的，恰恰就是时间。顾骏对黄毛的家进行了考察，在他的家里只有一个已经坏了的闹钟。几个打牌的人中间，事实上，只有一个叫霍培良的人戴着手表，据他交待，张焰来的时候，他掏出手表看了看时间，什么话也没话，就把手表放迸了口袋。既然他没说话，别人又是怎么知道张焰是几点来的。
那天晚上连同张焰一共有五个人，而他们的那种玩法只允许四个人参加，肯定有一个人是多余的。张焰去的时候，扑克早就开始了，并不是缺他不可，这说明约张焰去玩扑克的说法不能完全成立。顾骏决定先从看上去意志比较脆弱的霍培良进行重点突破，便在他的眼皮底下，将其余的三个那天晚上一起打牌的人同时释放。霍培良果真中计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单独留下来，脸色顿时煞白。“你知道为什么要将他们放掉呢，因为他们说了真话，也许你要好好地想一想，才肯最后说出真话来。”顾骏不动声色地说着，仿佛他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这句话我们已说了许多遍，再说也没什么意思，我们不会再浪费太多的时间。”
霍培良的防线很轻易地就崩溃了，他相信其他的人已经说了实话，开始试探自己如果说了真话，是不是来得及。“要是我现在说了，你们会不会继续追究我？我们当时说好的，大家统一了口径。张焰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想出卖他。张焰那天晚上确实不是八点半来的——”
“是几点？”
霍培良犹豫了一会，说“是十一点多。”
顾骏知道这时间非常重要：“十一点多，多多少？”
“大概多七八分钟的模样，”霍培良想反正已经是说了，干脆彻底坦白交侍“我们没想到他会来，因为他来了就多一个人。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只好轮着打。天亮时，我们听说小学校有个女的死了，我们就去看。张焰认出了那女孩子是谁，就偷偷告诉我们，说警察可能会找他麻烦，让我们就说他从昨天晚上八点半起，就一直和他在一起打牌。他对我们发誓，说这事不是他干的，他真的是发了誓，我们也就相信了他。”
只要有一个人松了口，其他的几个人就太容易攻破。所有打牌的人都承认自己做了伪证，他们都说自己和张焰是哥们，平时的感情不错，都相信他说的话，相信他和这案子没牵连。张焰告诉他们，说自己和这个女孩子有过关系，不过这种关系早就断了，他现在已经不喜欢她，他现在有兴趣的是别的女人。张焰的朋友都知道他追求女人很有一套，他们平时非常羡慕他的风流韵事。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，讲究哥们义气，是梅城街头少年中普遍信奉的一个真理。这些少年成为无业青年以后，他们没有前途，也没有理想，肆无忌惮地活着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所作所为的严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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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张焰意识自己被同伴出卖以后，感到非常的愤怒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一言不发。沉默对他没任何帮助，他知道自己现在处境十分糟糕，如果说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据，他就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无罪。他试图继续在时间上做点文章，然而越说漏洞越大。他编了一个故事，说自己那天从小学的陆老师家出来后，在街上无目的走了一大圈。
连张焰自己都意识到自己的故事缺乏说服力。顾骏知道已到了乘胜追击的时候，决定开始直接切入张焰和李文红两人的关系，问他究竟认识不认识李文红。张焰知道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，点头说认识。
“你和她之间有关什么关系？”
“没什么关系。”
顾骏让他想好再回答。
张焰作出思考的样子，想了一会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和她早就没关系了。”
顾骏问他在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有没有见到过李文红。张焰默不作声，顾骏很有耐心等待下文。一起参与审问的同志有些按捺不住，让张焰立刻回答。张焰看了一眼顾骏，很不情愿地说：“那天晚上，我是见到过她。我去陆老师家的路上，看见李文红一个人在操场上玩。”
顾骏和一起参与审问的同志一样，感到有些兴奋，他们总算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。张焰显得十分沮丧，他知道他的处境越来越糟糕。“我没和她说什么话，我直接去找陆老师了——真的，我没有杀李文红，我好端端的，杀她干什么。”张焰偷眼看了一下顾骏，他似乎知道这个人最难对付。“我刚刚是说谎了，我没有在街上转，我也不是八点半离开陆老师家的，你们真要我讲，我只好老实交待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是十一点多，才离开陆老师家的。”
这是一个新的情况，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就有可能解脱自己。顾骏让他交待，真如他所说的那样，他在陆老师家待那么长时间干什么了。张焰说没干什么，随便说说话。顾骏又问说了些什么话。张焰结结已巴地说没说什么后。他显然不是说的真话，他显然不能自圆其说。从一开始，张焰就给审问他的人留下了谎话连天的印象。他自以为编造的故事能使他蒙混过关，但是他的狐狸尾巴反而露了出来。
顾骏提醒张焰，破案小组已和小学的陆老师接触过，陆老师说他那天拿了歌本当时就走了。除非陆老师也是帮他说了谎，那么陆老师有什么必要帮他说这个谎呢。张焰表现得有些黔驴技穷，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和陆老师之间有种暧昧关系，陆老师所以这么说，是他和她之间事先商量好的。
一起参与审问的同志十分严厉地说：“这事我们将进行进一步调查，如果事情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张焰含糊其辞地嘀咕了一句什么，顾骏觉得审问可以暂时告一段落。事情已经很简单，一切都看小学的陆老师会怎样回答。陆老师的证词将成为侦破此案的关键，缺口已经打开了，顾骏知道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，狠追猛打，一举攻破敌人的最后保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