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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天是个儿女心肠非常重的人，自从和包巧玲结婚以后，自己的四个孩子几乎和他断了关系，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心。倒是包巧玲的小儿子杨卫文经常跑来蹭饭，他的工作关系在话剧团，离这不远，一抬腿就来了。右派平反落实政策，杨如盛又一次获得机会可以调回话剧团，但是他再次放弃了机会。既然是落实政策，杨如盛和当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包巧玲商量，让小儿子杨卫文顶替他的职。杨卫文属于那种脑子不太好使唤的小孩，上学时，考试总有几门不及格，高中考不上，初中毕业后，一直在社会上闲荡，进了话剧团以后，除了打杂，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。想让他当水电工，很快就发现真让他干，非出人命不可，不是电死别人，就是电死自己。这些年，话剧团很不景气，已经好多年不排演新戏，演职人员都自己在外面找活干，杨卫文身上什么技术活也没有，眼见着就要下岗了，他反正也不急。
包巧玲知道钟天的心思，钟天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女，儿女们都很冷淡，每次挂了电话，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。他尤其喜欢钟夏的儿子小雷，过去媳妇徐芳星期天常带着孙子回来，现在徐芳正和钟夏闹离婚，两个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，钟天想孙子，挂电话过去，每次都被徐芳找各种借口推辞掉。结果钟天为孙子买的一个真皮足球，搁在小房间里差不多快大半年，仍然还没有送出去。有一天，小雷已经说好了要来，钟天很高兴地把足球拿出来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没想到后来孙子还是没来，打了一个电话过来，徐芳说家里有什么事情，原订的计划不得不取消。钟天感到莫大的悲哀，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闷闷不乐地抱着足球，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。
包巧玲为此感到有些歉意。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敌人，现在登堂入室，走进了这个家庭，钟天的儿女会采取这样的态度，也是理所当然，包巧玲自己并没有什么儿女心肠，和钟天相比，她知道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，多少年来，她自己的两个小孩，其实一直是由杨如盛的义父带大的。杨如盛的姐姐有一个多年的老跟班，其实就是家里的男佣人，对女主人一直忠心耿耿，杨如盛小时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就靠他照料。解放后，杨如盛的姐姐入了狱，老跟班无处投奔，在外面流浪了几年，最后就跑来找杨如盛，为杨如盛照料家事，帮他带孩子。杨如盛被打成右派以后，包巧玲就把襁褓中的杨卫字交给了他，后来差不多过了十年，又有了小儿子杨卫文，同样也是交给他带，因此杨卫字杨卫文兄弟，都是这老人家一手带大的。等到两个小孩都分别成人，他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，死了，那一年杨卫文正好十八岁。
杨卫文常来蹭饭，包巧玲知道钟天心里不是很乐意。她知道他并不在乎多一个人吃饭，而是因为看见杨卫文，会想起自己的儿女。钟天对儿女的牵拴对包巧玲也是一种触动，这让她想起她对自己两个儿子的不负责任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她显得极不称职，感情上是这样，经济上也是这样。两个儿子对她都很敌对，因为他们的生活，全靠父亲杨如盛的接济，杨如盛的薪水并不高，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。他们称为爷爷的那个老人，常常厚着脸面和邻居借钱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老人一直靠为街道小厂糊纸盒贴补家用。两个儿子既感受不到父爱，更谈不上有母爱，他们和老人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算是融洽，这个老人有些固执，像照顾自己嫡亲孙子一样的照顾他们，但是让他一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，就像揍贼似的猛打他们。有一次，暴怒的老人，甚至用小板凳往杨卫文的头上扔，因为他考试成绩一塌糊涂，却爬到窗台上去偷看女邻居洗澡。
十月一日到来前夕，包巧玲准备多做些菜，把钟天的几个儿女都叫回来吃一顿饭，大家团聚一下，热闹热闹。她和小保姆一遍遍地讨论着菜谱，不厌其烦地向钟天打听，他的那些孩子们，究竟喜欢吃些什么。钟天知道她的苦心，知道她是为了讨自己的好，但是她越是忙，他心里反而越感到不踏实。感情的事勉强不得，钟天有一种预感，就是事情很可能事与愿违。很多事情永远说不清楚，尽管钟天一直想当一个好父亲，可是孩子们恰恰都不喜欢他，反而喜欢他们的母亲。凭心而论，钟天对待子女，要比冷悠湄尽心尽责得多。冷悠湄是有了工作就忘了家的女人，她是个女强人，对孩子从来谈不上什么迁就，她对他们的态度，就像一个女干部对待他们的下属，孩子偏偏就是喜欢她，他们越怕她，就越尊敬她。
和包巧玲的关系，是孩子们看不起钟天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钟天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，最对不起的首先是四个孩子，其次才是妻子。他伤了孩子们的心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，蒙了一层阴影。他承认自己喜欢包巧玲，对于这个差不多是送上门的女人，钟天从来就没有过轻视她的念头。尽管关于包巧玲的生活作风问题，有太多的流言蜚语，她自己也勇敢地向他承认过这些错误。无论是在他们婚前，在他们轧姘头的那段日子里，还是他们结了婚，成为老来夫妻，钟天都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。一个过来人就不应该在过去的事情上斤斤计较。如果让他在两个女人中进行重新选择的话，他宁愿选择包巧玲，因为冷悠湄是一个毫无热情的女人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她在床上对他充满了敌意。她没有完全拒绝他，只是因为夫妻的义务，她的那种冷漠，对钟天构成了极大的伤害。冷漠有时候比拒绝更能刺伤男人的心。
和冷悠湄相比，包巧玲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。她不是放荡，只是从来不知道拒绝，具有一种天生的奉献精神。在满足男人的某种欲望方面，冷悠湄显得过分吝啬，她始终是鄙视性爱，把xìng交看作是一种很不高尚的行为。和钟天结婚之后的包巧玲，已经过了更年期，而且按照她自己的说法，即使在年轻时，她那方面的欲望也不强烈，虽然经历过很多男人，她很少体会到女人应有的高潮。她对于性的认识，就是让男人快活一番，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。再婚以后的钟天对于男欢女爱，也已经看得很淡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床上找到那种相应的乐趣。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，这是老爷爷和老奶奶之间的爱情游戏。与早年的疯狂大相径庭，那时候的通奸固然能带来欢乐，能带来那种犹如熔岩喷射而出的热情，由于幽会地点的不固定，通奸本身的负罪感，也会迫使应有的欢乐和热情大打折扣。
晚年的钟天在包巧玲身上获得了从容，他们既不疯狂，也不过分保守，平静，祥和，配合默契。有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，于是就互相安慰，用一种老年人的耐心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。这种安慰有时候也会成为强有力的鼓舞，他们会把对方都当作稚气的孩子，不管做得好不好，从来都不批评，他们相互表扬，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吹捧。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，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包巧玲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，不管怎么说，钟天是她遇到的一个最体贴她的男人。他和别的男人的不同之处，在于他们当年并没什么交易的成分。包巧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过一些交易，剧团里有好几个沾她便宜的男人，都是交易的一部分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她有所需求的时候，趁虚而入，很轻易地就攻下了堡垒。既然包巧玲不是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很重，那些男人乐得玩她一下，她毕竟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，而且一点都不难看。
钟天几乎给了她一个女人晚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，宽敞的住房，宽裕的经济，公费电话，出门常常有小汽车坐，名正言顺地享受着钟天的老干部待遇。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，而且很快如鱼得水。刚进钟家的时候，她对小保姆看得很紧，小保姆不漂亮，但是毕竟年轻，男人总是喜欢年轻的女人，包巧玲在这一点上，深有体会。小保姆和年老的男主人睡到一张床上去，结果闹得不可开交，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，包巧玲想自己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家门，就应该有义务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她总是忘不了年轻时候的事情，当年她和杨如盛刚结婚的那一阵，那时候她还是白玉无瑕，自己就是因为对杨如盛没有看紧，以至于发生了他和化妆师之间的丑闻。这件事是他们婚姻大堤崩溃的第一道裂缝，也是后来许多糟糕事情的起因。多少年过后，包巧玲总觉得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，她和杨如盛之间，不但已经扯平了，而且应该说是她更对不起他，但是她只要一想到，就仍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。
包巧玲亲自给徐芳打电话。在钟家的小辈中，徐芳是唯一让她不感到拘束的人。也许因为她也是外人的缘故，包巧玲和她对话时，不像和钟天别的子女说话那样有障碍。
钟天的几个小孩，个个都有来者不善的一面，包巧玲忘不了过去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尴尬境地，那是她和钟天的奸情刚败露不久，有一天，包巧玲冒冒失失地去钟家，钟天的老母亲把她堵在客堂里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，后来她终于突围，跑了出来，钟家的小孩，有两个就追在后面，捡起地上的石头掷她。包巧玲至今也弄不清是谁掷的石头，有一块小石头就砸在她腰上，她很狼狈地夺路而逃，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时过境迁，按说今天已经不再这样那样地担心，她已经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的父亲走到了一起，但是包巧玲想到过去的遭遇，仍然不寒而栗。
在给徐芳的电话中，包巧玲用辞恳切，近乎哀求，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。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，答应一定要来，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，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。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，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。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，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，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。孩子们对他的疏远，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，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，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。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，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，就足够了。
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。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，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。对子女的过分溺爱，使得所有的小孩，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。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，儿女对他没规没矩，说些没大没小的话，他不仅不生气，而且习以为常，引以为荣，觉得是一种享受。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，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“老头“，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。“老头“成了他的昵称，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。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，为了儿女们的事情，譬如钟春上大学，譬如钟夏当兵，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，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，他就有些奋不顾身。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，钟天不惜起大早，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，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，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。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，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，大受感动，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，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.十月一号那天，除了钟夏，其他几个孩子，都回来了，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。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，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，产生什么逆反心理。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，似乎又长高了许多，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，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。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，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，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，训斥小侄子说：“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，就你会敲竹杠。“这一天，钟春的心情不错，带了一位男朋友来，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，别人也不问，因为她是离了婚的，脾气有些怪，动不动就发作，大家都懒得招惹她。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，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。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，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。
那天唯一的不愉快，就是杨卫文不该来凑热闹，好在这事并不严重。他冒冒失失地又来蹭饭，包巧玲悄悄把小儿子拉到一边，说今天他最好别在这里。杨卫文见母亲撵自己走，怏怏地正准备离去，钟秋喊住他，说干吗要走，就留在这一起吃饭。钟春也说，都来了，干吗还走。钟天不吭声，包巧玲说杨卫文还有事，没想到他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谁说我有事，我有什么事？”
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起来。杨卫文和哥哥杨卫字完全不一样，他看上去就是发育不全的样子，长了一张娃娃脸，人也白净，说话瓮声瓮气。谁都能看出他的脑子少一根筋，这孩子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生的，坦白地说，连包巧玲也吃不太准他究竟是谁的种。那正是她私生活最不检点的一段时候，杨如盛宁愿待在县城，也不愿意调回到话剧团。包巧玲花了很大的努力，终于让他摘掉了右派帽子，并说好让他继续回到话剧团当演员。虽然他犯过错误，但是只要自己努力，也不是不可能演到主角。杨如盛坚决拒绝了她的好意，去了一个他完全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地方戏剧团。他们还像他没有摘右派帽时一样的分居，不仅仅是那种夫妻分居两地的分居，而是一种和离婚差不多的分居，他们对各自的私生活不闻不问，心照不宣，各人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意见
到了晚年以后，包巧玲不止一次幻想，如果小儿子是钟天的种就好了。她明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。从日子推算，只有三个人才有可能是杨卫文的亲身父亲。首先应该推杨如盛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，杨如盛和包巧玲都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，但是还不是太严重，当时受冲击最猛烈的，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杨如盛回省城给儿子送生活费，然后和包巧玲在一起住了三天，三天里他们天天做ài，那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性生活，这以后，过了不到一年，他们就正式地离了婚。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小孩父亲的人，是一个造派的小头目，他还是刚分到剧团来不久的学员，在杨如盛离开的第二天，造反派把包巧玲喊去问话，主要是审查已被打倒的支部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，造反派小头目让她老实交待，不可以放过一点细节。包巧玲十分害怕，一五一十地都说了，造反派小头目听了还不过瘾，又叫她交待和其他男人私通的种种细节。包巧玲当时很老实，只知道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不敢有半点隐瞒，像倒蚕豆似的，把能想起来的男女之事，全都交待了。
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，大家听得目瞪口呆，平时有关包巧玲的传闻，大家听说过一些，不过都只是传说，现在听她亲口娓娓道来，一个个都听傻了，听得心口咚咚直跳。
包巧玲交待完，时间已经很晚，大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便让包巧玲回去。造反派小头目说：“我来送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回去！“于是那天的审查就算结束。造反派小头目一路走，一路还做出生气的样子，时不时地教训她几句。他把她送到家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说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和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，真不要脸。“说完，随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。包巧玲怕他再打，赶紧用手捂着头，那年头红卫兵小将打人是有名的，她想他既然动手打了第一下，自然还会有其他的几下。
造反派小头目果然踹了她一脚，把她活生生地踢到了房间里。然后他拉开了电灯，又随手把门关上了。包巧玲只想到他还要揍自己，没想到这家伙突然孩子气地向她扑过来，迫不及待地要剥她的衣服。包巧玲出于本能地不肯，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裤带，脑子里甚至很荒唐地想，会不会是故意地试探自己，想看看她究竟如何不要脸。没想到他半天达不到目的，扑通往地下一跪，喊了她一声“包老师“，这一声包老师显得十分滑稽，因为作为新分到话剧团的小学员，如果不是搞运动，他们对老演员都很客气，一个个平时嘴都很甜，但是，现在再喊“包老师“，反倒弄得包巧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包巧玲说：“你是革命小将，我不能害你。”
那小头目十分委屈地说：“你已经害了我。“他抓过包巧玲的手，往自己的裤子里伸，原来他在和她搏斗中，已经很遗憾地早泄了。包巧玲有些过意不去，心就软了，她心一软，裤带便松开了，由他将手伸过来，想都到了这一步，起码该让他摸一摸。没想到他毕竟年轻，刚完事，又斗志昂扬起来，包巧玲放弃抵抗，他便乘胜追击，一边穷追猛打，一边继续喊着包老师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喊到最后，不无担心地警告包巧玲，她和别的男人的事可以说，今天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说出来，这一说，就是真往造反派脸上抹黑了。
第三个有可能和杨卫文有关的男人，就是食堂里的大师傅，大师傅对包巧玲觊觎已久，他虽然早就沾过她的便宜，还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，但是包巧玲后来一直再不给他这种机会。这件事发生以后，包巧玲无人倾诉，整整一个星期都忐忑不安，就想到了大师傅，在那个年头里，做官的差不多都倒霉了，有些名气的人也倒霉，都成了革命的对象，剩下的神气活现的，就是剧团里打杂的，譬如看传达室的门卫，又譬如烧饭的大师傅。大师傅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十分耐心地听她倾诉，然后把她带到食堂，让她躺在揉面团的案板上，弄得她身上到处都是湿面粉。
包巧玲不知道杨如盛是否怀疑过小儿子的血缘问题。也许他想过，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。包巧玲和杨如盛这对形同虚设的夫妻，后来根本就没有过多少对话的机会。一年半以后，他们离了婚，由于分居的时间太久，而且都懒得联系，结果他们都感觉不出法律上的离不离婚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，小孩总是带来坏运气，大儿子杨卫字出生不久，杨如盛被打成了右派，现在小儿子才几个月，他们又毅然离了婚。孩子们可能觉得她缺少母爱，可是包巧玲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，相信两个儿子生来就和自己没缘分，因为事实上他们总是给她增添麻烦。杨卫文还未满周岁，就和他哥哥一样，被送到了杨如盛的义父那里，老人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个小孩，含辛茹苦地把他哺育成人。
杨卫文和哥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尽管他在十四岁的时候，就知道爬到窗台上，津津有味地偷看一位又肥又胖的女邻居洗澡，然而他的内分泌系统，显然有严重的问题。
他是个发育严重迟缓的男孩子，医生替他检查身体时，总是怀疑他虚报了年龄。他没有喉结，稀稀疏疏几根淡黄的阴毛，yīn茎总是没有变化，都快二十岁的时候，仍然还和小孩的一样。顶替进了话剧团以后，有一次体检，医生为了证实他究竟有没有毛病，不得不为他注射一种药剂，这是一种雄性激素，进入人体以后，性器官应该很快就会有反应。
药物实验显示，还不能算完全的不发育，因为在规定的时间里，他的小yīn茎终于直了起来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经过手淫，还能射出少量精液。结论是他属于异常，根据他的年龄推断，发育迟缓似乎已经不准确，不是迟不迟的问题，事实上他已经发育，而且不可能再发育了，换句话说，他已不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只能如此。他这一辈子，注定只能当个袖珍的小男人。
钟家的家庭聚会出乎意外地成功，钟天几乎是白白地担心了。为了获得儿女们的同情，钟天在饭桌上，不停地说自己如何如何不好。他夸大了医生对他的诊断，很显然，他是在暗示自己年纪大了，儿女们应该多回来看看他们的老父亲。为了改善他们与继母的关系，钟天不惜夸大其辞，用很客观的语调，表扬包巧玲对自己的照顾。他说包巧玲实际上成了他的家庭医生，因为有了她，减轻了儿女们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感情这玩意是没办法乞讨的，钟天连这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，说明他还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小儿子钟冬有事，吃了饭就要走，饭桌上，见父亲没完没了地倚老卖老，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说：“老头，有完没完，我看你现在要比过去年轻得多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这叫人老心不老。”
钟天并不以小儿子的话为忤，钟家的孩子都是没大没小惯的，什么样的混账话，都有可能说出来，倒是包巧玲听了有些脸红，因为这话和她有关。
大姐钟春接着小弟的话，笑着说：“现代医学证明，老年人的性生活，有助于长寿，老头不要怕，你活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这次包巧玲更脸红了，钟天竟然还是能沉住气，他只是觉得媳妇在场，不应该开这种玩笑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和你们包阿姨在一起，也就是老来有个伴的问题，都一把年纪了，你瞎说什么！”
钟冬说：“什么叫瞎说，别在我们面前装正经。”
钟天没办法，只好叹气，对包巧玲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的儿女，多舍得损他们的爸爸。”
小儿子钟冬要走了，钟天追着问他去哪。钟冬没好气地说，去哪跟他又有什么关系。
他是家里的老巴子，自小就比别的小孩更受宠爱，现在大学毕业，在一家很有前途的公司里做事，动不动就有机会去香港。钟冬走了不久，紧接着告辞的是杨卫文，他已经吃饱了，这儿反正没他插嘴的份，抹了抹嘴也准备走。包巧玲便说他不懂规矩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，又怪他见了钟春姐妹，也不称呼一声。杨卫字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我叫她们什么？”
钟春开玩笑地说：“叫什么，当然应该叫大姐二姐。”
杨卫文脸仍然板着，是一种小孩生气的表情，大家没想到他早不叫，迟不叫，会突然在饭桌上叫起来，仍然是瓮声瓮气：“大姐！二姐！“他好像很不情愿这么称呼她们，气呼呼的，就像吃了多大的亏。钟春和钟秋不由地被他的滑稽样逗笑起来，他仿佛天生就准备被人捉弄似的，一看就不像他的哥哥杨卫字那么坏。因为人长得很矮小，杨卫文看上去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等到他走了以后，钟秋随口说道，他那模样，在电视剧中，扮演特型人物倒挺合适。包巧玲一听这话，连忙忙不迭地凑上来，说他在话剧团里也没什么事做，钟秋以后拍电视剧，可以带着他，让他打打杂也行，如果有合适的角色，让他跑跑龙套，更好。
钟秋根本就没把包巧玲的话放在心上，家宴已经进入尾声，一直不曾开口的徐芳闷闷不乐离席了，钟春看出有些不对，就追过去跟她说话。两人到了小房间里，钟春问徐芳钟夏今天不来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。徐芳说：“我怎么知道。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。“钟春很吃惊地说：“你们现在还分开来住？“徐芳不说话，只是笑了笑。
这时候，钟秋也进来了，听见钟春正在开导徐芳，她以大姐的身份，说了弟弟钟夏几句，怪他任性和不懂事。徐芳似乎早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她先是不接钟春的茬，由她去说，到后来，终于打断了她的话，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声音说：“大姐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和他的缘分已经到了头。”
钟春说：“我自己是过来人，知道离婚有什么不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夫妻之间，能不走这一步，还是不走的好。”
钟秋没有插嘴，在一旁听她们说话。钟春又说了些别的，话题转了方向，徐芳和钟秋为钟春说的一句什么话，笑了起来。她们的笑声把小雷引了进来，看见小雷，钟春叹气说：“就算是看在这孩子的面子上，你们也不应该闹，老头要知道这事，还不知道怎么急呢，你也知道，他最喜欢小雷。“徐芳说，她知道钟天喜欢小雷，因此就算她和钟夏分手了，也会经常让小雷到这来探望爷爷。小雷现在还小，以后人大了，用不着人送，他自己会来。
钟天饭后习惯要休息一会，他看见大家都在小房间，也跑过来凑热闹。钟秋让他睡觉去，说这没他的什么事。包巧玲也跑过来，喊钟天去午睡，钟天说难得有一天不睡觉，问题也不大。包巧玲立刻用医生的话警告他，大谈午睡的重要性，她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让钟天的两个女儿知道，自己在照顾她们父亲方面，是如何的尽心尽职。钟天不知趣地赖着还不肯走，钟春和钟秋便像呵斥小孩一样，撵他走。这一下，钟天没办法了，只好搭讪着离去，临走还在孙子小雷圆圆的脑袋上摸了摸。
包巧玲像押着犯人似的，把钟天送进卧房，钟天上了床，让包巧玲也休息一会，包巧玲对他做了个娇态，意思是现在她也睡觉，他的两个女儿会怎么想呢。这一天，她对钟天的照料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惜卧房里的这一幕，别人看不见，她为钟天铺被子，帮他脱毛线衣，最后还为他倒了一点茶。钟天在临睡觉前，总习惯象征性地喝两口水，量不大，像喝酒一样。安排好钟天的午睡，她悄悄地走出来，让大家别挤在小房间里，到客厅的沙发上坐。
大家便到了客厅里，钟秋随手打开了电视，正在放一部儿童片，小雷立刻嚷着不许再换频道。钟秋非要把所有的频道浏览一遍，于是小雷便怪叫，叫得钟秋只好让步。徐芳做出要打小雷的架势，没想到现在的小孩都被宠坏了，徐芳只是做了做样子，还没出手，小雷已经先反击打了她一下。包巧玲惦记着刚刚和钟秋的说话，继续向她咨询筹拍的电视剧的情况。钟秋不耐烦地说：“你问那么仔细干什么，是不是也想演个角色？”
包巧玲被她说得很不好意思，脸上像年轻人一样通红，尴尬地笑着说：“我还能演什么戏，都一把老骨头了，谁还要看。”
钟秋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，电视剧就是生活，生活中的人，谁都可以演电视剧。”
在钟家的两姐妹中，包巧玲觉得妹妹钟秋更难对付一些，钟春是长女，又是离了婚的，动不动会发一通姑奶奶脾气，可是她是直来直去，不像钟秋，总存在着一种潜藏的敌意，而且喜欢察颜观色，屡屡摔出一句让她下不了台的话出来。不过她并不是太在乎，文化大革命中，造反派批斗她时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她脸皮厚。想想她这一辈子，如果脸皮太薄了，她怎么活。剧团里的女人，有时候为了吃醋，指着她的鼻子，跳着脚，一连能骂上几个小时，她的涵养早在那时候就修炼到家。真没有好胃口，也没胆子进钟家的门，包巧玲明知道钟秋不愿意和她谈自己的电视剧，但是她忍不住还要继续问下去。她的脑子里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现在大家既然已经成了一家人，她就得想办法说服钟秋，让自己的小儿子杨卫文有机会进她的剧组。
钟秋于是只好采取不理睬的办法，不回答任何问题。包巧玲把话转向小儿子杨卫文的身上，说了说他们剧团如何不景气，还提到现在小有名气的一位青年女演员，因为她曾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，扮演了主角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钟秋也懒得打断她的话，很没有礼貌地陪同侄儿小雷一起看起了电视。包巧玲低声下气地继续说着，倒是钟春有些看不下去，插嘴说：“别说那么多了，到她的电视剧开拍的时候，你让你儿子直接去找她不就行了。
徐芳的父亲曾经当过劳动局长，在她记忆中，父亲当局长的那些年头里，她的母亲总是往外撵人，那些人拎着大包小包来了，徐芳的母亲就很生气地撵人家走。她家是三个姐妹，徐芳位于中间，她姐姐现在澳大利亚定居，妹妹在香港常住，只有她仍然是中国大陆的公民。这是她想到就要生气的地方，因为三姐妹中，她的学习成绩最好，上的大学的牌子最硬，而人也是长得最漂亮，如今混得最差的却是她。
徐芳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和钟夏离婚。刚开始可能只是憋气，大家都要强，到后来，便觉得再不离婚，反而说不过去。通常离婚都是要有理由的，譬如有一方有了第三者。徐芳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，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这种事很容易相信，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工作关系，钟夏绝不可能把经济大权冒冒失失放在陶红手里，让她肆无忌惮地去投机期货。最初让徐芳伤心的，还不是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问题，而是钟夏死活不肯承认这种关系。对于骄傲的徐芳来说，钟夏的不承认，比承认的伤害更大。徐芳觉得自己丈夫有花心，还是个可以原谅的错误，犯了错误不承认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可原谅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徐芳很伤心的是自己丈夫不是好汉。
终于徐芳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确实没有那件事。她没有那种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，恰恰相反，反而更有了一种落空的不自在。钟夏和陶红之间没事，便意味着徐芳是无理取闹，是瞎吃醋，而这恰恰又是冤枉了她。事实是，钟夏一方面死活不承认，一方面又有意在误导她，让她感觉到他是在说谎。徐芳觉得钟夏的可恨之处，在于他存心让她醋意大发，他显然是故意要让她出丑。钟夏的一举一动，并不大像个男子汉，徐芳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最出色的一门课，是“行为逻辑“，在这门课的考试中，她拿到了全班的最高分。她把钟夏的行为称之为精神上的通奸。所谓精神上，往白里说，就是意淫，这种有贼心没贼胆的意淫，与公开的通奸相比，好不到哪里去。
在钟夏保释期间，他们夫妻之间，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吵。这些争吵的直接结果，造成了后来钟夏被判刑，徐芳竟然从未去探过一次监。既然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她都没有去看过他，他从监狱里出来，她自然也没有主动去看他的道理。徐芳并不在乎他是否坐过牢，在他刚出事的那一阵，她曾经真正地为他着急过。只要他的表现仍然像个男子汉，表现得光明磊落一些，徐芳相信自己可以接受一切。她不在乎自己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吃苦受穷，而且就算他真和别的女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只要他能认识错误，她还是可以原谅他。
徐芳不能原谅的，是钟夏非要做出一副成全她的样子。他出狱以后，主动提出来要分手，理由是他已经没有工作，前途不可知。徐芳觉得自己就冲这一点，就可以和他分手，因为他应该知道她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有工作，事业是否发达，他是故意把她看得很俗气。也许在他的心目中，徐芳就是一个俗气的女人，他对她显然没有任何爱可言。
如果说，在保释期间，徐芳不应该说出要离婚的气话，现在人都从监狱里出来，钟夏就不应该重提离婚二字。他应该知道他只要提出离婚，徐芳是不可能拒绝的。在这一点上，钟夏显然深思熟虑，他显然一点退路都没留，自己没留，也没给徐芳留。
他们决定很好地谈一谈，既然大家都认为分手为好，那就客客气气结束。两个人谁也不愿意往回缩，徐芳有一个大学同学分在法院，知道他们要离婚，从法律上给他们很多帮助，他们没有走上法庭，而是在这位同学的安排下，在两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，友好地分了手。徐芳的那位老同学，在大学读书时曾经追求过徐芳，他也力劝徐芳不要离婚。自从分到法院以后，熟悉他的朋友，常常为离婚的事情找他，不在法院里待过，不知道离婚率上升，他看到一些好端端的家庭，也不为什么事，就跑到了法庭上，因此对任何一对要求离婚的夫妻，他采取的办法，都是劝人别离婚。
在正式协议离婚手续之前，徐芳约老同学在一家咖啡馆见了一次面。老同学无数遍地劝徐芳回心转意，结果弄得她十分恼火。徐芳所以要找到他，只不过是现在社会上办事流行的一种习惯，这就是无论做什么事，都希望找熟人帮帮忙。老同学一个劲地劝她，而且不时地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子，结果很容易给人产生一个误会，他好像是害怕徐芳会对他有什么意思。徐芳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，同时还稍稍感到有些遗憾。她觉得自己要和钟夏离婚，真有些不明不白，真的第三者没有出现，假想的第三者事实上也不存在。她现在已经不承认丈夫有第三者，因为这样，意味着是她被丈夫抛弃了，如果是有第三者，她愿意是自己先有外遇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表示在夫妻生活中，是她炒了丈夫的鱿鱼。
在街道办事处，一位胡子拉碴的办事员问他们为什么要协议离婚。由于已经打过招呼，这样的询问只是走过场。钟夏让徐芳说，徐芳有点为难，看着办事员，想了想说：“难道一定非要有什么理由？”
办事员笑着说：“总得在‘理由'这一栏上，写几个字。”
徐芳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淡淡一笑，看着钟夏说：“还是你说吧，你找个理由，随便找个理由。
办事员还是笑，说：“也不能太随便，这毕竟是离婚，是大事，对不对？”
钟夏灵机一动，问道：“别人一般怎么说？”
办事员说：“怎么说的都有。”
徐芳就说：“那就找个好听的。”
办事员说：“就说夫妻感情不和。”
钟夏立刻接着他的话说：“对，就这么写。”
办事员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，笑着说：“可是，要我说，我看你们好像没有感情不和嘛。”
钟夏和徐芳都笑了，离婚看来真是一种解脱。他们都以为自己心情会很沉重，然而他们流露出来的，都是不可遏制的轻松。在来办事处以前，徐芳就想过，自己应该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别人离婚又吵又闹，他们能够很平静地... -->>
钟天是个儿女心肠非常重的人，自从和包巧玲结婚以后，自己的四个孩子几乎和他断了关系，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心。倒是包巧玲的小儿子杨卫文经常跑来蹭饭，他的工作关系在话剧团，离这不远，一抬腿就来了。右派平反落实政策，杨如盛又一次获得机会可以调回话剧团，但是他再次放弃了机会。既然是落实政策，杨如盛和当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包巧玲商量，让小儿子杨卫文顶替他的职。杨卫文属于那种脑子不太好使唤的小孩，上学时，考试总有几门不及格，高中考不上，初中毕业后，一直在社会上闲荡，进了话剧团以后，除了打杂，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。想让他当水电工，很快就发现真让他干，非出人命不可，不是电死别人，就是电死自己。这些年，话剧团很不景气，已经好多年不排演新戏，演职人员都自己在外面找活干，杨卫文身上什么技术活也没有，眼见着就要下岗了，他反正也不急。
包巧玲知道钟天的心思，钟天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女，儿女们都很冷淡，每次挂了电话，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。他尤其喜欢钟夏的儿子小雷，过去媳妇徐芳星期天常带着孙子回来，现在徐芳正和钟夏闹离婚，两个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，钟天想孙子，挂电话过去，每次都被徐芳找各种借口推辞掉。结果钟天为孙子买的一个真皮足球，搁在小房间里差不多快大半年，仍然还没有送出去。有一天，小雷已经说好了要来，钟天很高兴地把足球拿出来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没想到后来孙子还是没来，打了一个电话过来，徐芳说家里有什么事情，原订的计划不得不取消。钟天感到莫大的悲哀，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闷闷不乐地抱着足球，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。
包巧玲为此感到有些歉意。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敌人，现在登堂入室，走进了这个家庭，钟天的儿女会采取这样的态度，也是理所当然，包巧玲自己并没有什么儿女心肠，和钟天相比，她知道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，多少年来，她自己的两个小孩，其实一直是由杨如盛的义父带大的。杨如盛的姐姐有一个多年的老跟班，其实就是家里的男佣人，对女主人一直忠心耿耿，杨如盛小时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就靠他照料。解放后，杨如盛的姐姐入了狱，老跟班无处投奔，在外面流浪了几年，最后就跑来找杨如盛，为杨如盛照料家事，帮他带孩子。杨如盛被打成右派以后，包巧玲就把襁褓中的杨卫字交给了他，后来差不多过了十年，又有了小儿子杨卫文，同样也是交给他带，因此杨卫字杨卫文兄弟，都是这老人家一手带大的。等到两个小孩都分别成人，他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，死了，那一年杨卫文正好十八岁。
杨卫文常来蹭饭，包巧玲知道钟天心里不是很乐意。她知道他并不在乎多一个人吃饭，而是因为看见杨卫文，会想起自己的儿女。钟天对儿女的牵拴对包巧玲也是一种触动，这让她想起她对自己两个儿子的不负责任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她显得极不称职，感情上是这样，经济上也是这样。两个儿子对她都很敌对，因为他们的生活，全靠父亲杨如盛的接济，杨如盛的薪水并不高，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。他们称为爷爷的那个老人，常常厚着脸面和邻居借钱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老人一直靠为街道小厂糊纸盒贴补家用。两个儿子既感受不到父爱，更谈不上有母爱，他们和老人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算是融洽，这个老人有些固执，像照顾自己嫡亲孙子一样的照顾他们，但是让他一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，就像揍贼似的猛打他们。有一次，暴怒的老人，甚至用小板凳往杨卫文的头上扔，因为他考试成绩一塌糊涂，却爬到窗台上去偷看女邻居洗澡。
十月一日到来前夕，包巧玲准备多做些菜，把钟天的几个儿女都叫回来吃一顿饭，大家团聚一下，热闹热闹。她和小保姆一遍遍地讨论着菜谱，不厌其烦地向钟天打听，他的那些孩子们，究竟喜欢吃些什么。钟天知道她的苦心，知道她是为了讨自己的好，但是她越是忙，他心里反而越感到不踏实。感情的事勉强不得，钟天有一种预感，就是事情很可能事与愿违。很多事情永远说不清楚，尽管钟天一直想当一个好父亲，可是孩子们恰恰都不喜欢他，反而喜欢他们的母亲。凭心而论，钟天对待子女，要比冷悠湄尽心尽责得多。冷悠湄是有了工作就忘了家的女人，她是个女强人，对孩子从来谈不上什么迁就，她对他们的态度，就像一个女干部对待他们的下属，孩子偏偏就是喜欢她，他们越怕她，就越尊敬她。
和包巧玲的关系，是孩子们看不起钟天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钟天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，最对不起的首先是四个孩子，其次才是妻子。他伤了孩子们的心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，蒙了一层阴影。他承认自己喜欢包巧玲，对于这个差不多是送上门的女人，钟天从来就没有过轻视她的念头。尽管关于包巧玲的生活作风问题，有太多的流言蜚语，她自己也勇敢地向他承认过这些错误。无论是在他们婚前，在他们轧姘头的那段日子里，还是他们结了婚，成为老来夫妻，钟天都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。一个过来人就不应该在过去的事情上斤斤计较。如果让他在两个女人中进行重新选择的话，他宁愿选择包巧玲，因为冷悠湄是一个毫无热情的女人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她在床上对他充满了敌意。她没有完全拒绝他，只是因为夫妻的义务，她的那种冷漠，对钟天构成了极大的伤害。冷漠有时候比拒绝更能刺伤男人的心。
和冷悠湄相比，包巧玲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。她不是放荡，只是从来不知道拒绝，具有一种天生的奉献精神。在满足男人的某种欲望方面，冷悠湄显得过分吝啬，她始终是鄙视性爱，把xìng交看作是一种很不高尚的行为。和钟天结婚之后的包巧玲，已经过了更年期，而且按照她自己的说法，即使在年轻时，她那方面的欲望也不强烈，虽然经历过很多男人，她很少体会到女人应有的高潮。她对于性的认识，就是让男人快活一番，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。再婚以后的钟天对于男欢女爱，也已经看得很淡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床上找到那种相应的乐趣。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，这是老爷爷和老奶奶之间的爱情游戏。与早年的疯狂大相径庭，那时候的通奸固然能带来欢乐，能带来那种犹如熔岩喷射而出的热情，由于幽会地点的不固定，通奸本身的负罪感，也会迫使应有的欢乐和热情大打折扣。
晚年的钟天在包巧玲身上获得了从容，他们既不疯狂，也不过分保守，平静，祥和，配合默契。有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，于是就互相安慰，用一种老年人的耐心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。这种安慰有时候也会成为强有力的鼓舞，他们会把对方都当作稚气的孩子，不管做得好不好，从来都不批评，他们相互表扬，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吹捧。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，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包巧玲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，不管怎么说，钟天是她遇到的一个最体贴她的男人。他和别的男人的不同之处，在于他们当年并没什么交易的成分。包巧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过一些交易，剧团里有好几个沾她便宜的男人，都是交易的一部分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她有所需求的时候，趁虚而入，很轻易地就攻下了堡垒。既然包巧玲不是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很重，那些男人乐得玩她一下，她毕竟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，而且一点都不难看。
钟天几乎给了她一个女人晚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，宽敞的住房，宽裕的经济，公费电话，出门常常有小汽车坐，名正言顺地享受着钟天的老干部待遇。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，而且很快如鱼得水。刚进钟家的时候，她对小保姆看得很紧，小保姆不漂亮，但是毕竟年轻，男人总是喜欢年轻的女人，包巧玲在这一点上，深有体会。小保姆和年老的男主人睡到一张床上去，结果闹得不可开交，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，包巧玲想自己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家门，就应该有义务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她总是忘不了年轻时候的事情，当年她和杨如盛刚结婚的那一阵，那时候她还是白玉无瑕，自己就是因为对杨如盛没有看紧，以至于发生了他和化妆师之间的丑闻。这件事是他们婚姻大堤崩溃的第一道裂缝，也是后来许多糟糕事情的起因。多少年过后，包巧玲总觉得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，她和杨如盛之间，不但已经扯平了，而且应该说是她更对不起他，但是她只要一想到，就仍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。
包巧玲亲自给徐芳打电话。在钟家的小辈中，徐芳是唯一让她不感到拘束的人。也许因为她也是外人的缘故，包巧玲和她对话时，不像和钟天别的子女说话那样有障碍。
钟天的几个小孩，个个都有来者不善的一面，包巧玲忘不了过去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尴尬境地，那是她和钟天的奸情刚败露不久，有一天，包巧玲冒冒失失地去钟家，钟天的老母亲把她堵在客堂里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，后来她终于突围，跑了出来，钟家的小孩，有两个就追在后面，捡起地上的石头掷她。包巧玲至今也弄不清是谁掷的石头，有一块小石头就砸在她腰上，她很狼狈地夺路而逃，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时过境迁，按说今天已经不再这样那样地担心，她已经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的父亲走到了一起，但是包巧玲想到过去的遭遇，仍然不寒而栗。
在给徐芳的电话中，包巧玲用辞恳切，近乎哀求，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。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，答应一定要来，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，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。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，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。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，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，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。孩子们对他的疏远，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，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，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。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，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，就足够了。
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。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，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。对子女的过分溺爱，使得所有的小孩，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。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，儿女对他没规没矩，说些没大没小的话，他不仅不生气，而且习以为常，引以为荣，觉得是一种享受。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，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“老头“，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。“老头“成了他的昵称，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。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，为了儿女们的事情，譬如钟春上大学，譬如钟夏当兵，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，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，他就有些奋不顾身。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，钟天不惜起大早，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，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，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。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，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，大受感动，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，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.十月一号那天，除了钟夏，其他几个孩子，都回来了，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。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，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，产生什么逆反心理。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，似乎又长高了许多，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，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。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，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，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，训斥小侄子说：“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，就你会敲竹杠。“这一天，钟春的心情不错，带了一位男朋友来，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，别人也不问，因为她是离了婚的，脾气有些怪，动不动就发作，大家都懒得招惹她。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，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。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，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。
那天唯一的不愉快，就是杨卫文不该来凑热闹，好在这事并不严重。他冒冒失失地又来蹭饭，包巧玲悄悄把小儿子拉到一边，说今天他最好别在这里。杨卫文见母亲撵自己走，怏怏地正准备离去，钟秋喊住他，说干吗要走，就留在这一起吃饭。钟春也说，都来了，干吗还走。钟天不吭声，包巧玲说杨卫文还有事，没想到他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谁说我有事，我有什么事？”
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起来。杨卫文和哥哥杨卫字完全不一样，他看上去就是发育不全的样子，长了一张娃娃脸，人也白净，说话瓮声瓮气。谁都能看出他的脑子少一根筋，这孩子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生的，坦白地说，连包巧玲也吃不太准他究竟是谁的种。那正是她私生活最不检点的一段时候，杨如盛宁愿待在县城，也不愿意调回到话剧团。包巧玲花了很大的努力，终于让他摘掉了右派帽子，并说好让他继续回到话剧团当演员。虽然他犯过错误，但是只要自己努力，也不是不可能演到主角。杨如盛坚决拒绝了她的好意，去了一个他完全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地方戏剧团。他们还像他没有摘右派帽时一样的分居，不仅仅是那种夫妻分居两地的分居，而是一种和离婚差不多的分居，他们对各自的私生活不闻不问，心照不宣，各人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意见
到了晚年以后，包巧玲不止一次幻想，如果小儿子是钟天的种就好了。她明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。从日子推算，只有三个人才有可能是杨卫文的亲身父亲。首先应该推杨如盛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，杨如盛和包巧玲都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，但是还不是太严重，当时受冲击最猛烈的，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杨如盛回省城给儿子送生活费，然后和包巧玲在一起住了三天，三天里他们天天做ài，那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性生活，这以后，过了不到一年，他们就正式地离了婚。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小孩父亲的人，是一个造派的小头目，他还是刚分到剧团来不久的学员，在杨如盛离开的第二天，造反派把包巧玲喊去问话，主要是审查已被打倒的支部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，造反派小头目让她老实交待，不可以放过一点细节。包巧玲十分害怕，一五一十地都说了，造反派小头目听了还不过瘾，又叫她交待和其他男人私通的种种细节。包巧玲当时很老实，只知道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不敢有半点隐瞒，像倒蚕豆似的，把能想起来的男女之事，全都交待了。
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，大家听得目瞪口呆，平时有关包巧玲的传闻，大家听说过一些，不过都只是传说，现在听她亲口娓娓道来，一个个都听傻了，听得心口咚咚直跳。
包巧玲交待完，时间已经很晚，大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便让包巧玲回去。造反派小头目说：“我来送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回去！“于是那天的审查就算结束。造反派小头目一路走，一路还做出生气的样子，时不时地教训她几句。他把她送到家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说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和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，真不要脸。“说完，随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。包巧玲怕他再打，赶紧用手捂着头，那年头红卫兵小将打人是有名的，她想他既然动手打了第一下，自然还会有其他的几下。
造反派小头目果然踹了她一脚，把她活生生地踢到了房间里。然后他拉开了电灯，又随手把门关上了。包巧玲只想到他还要揍自己，没想到这家伙突然孩子气地向她扑过来，迫不及待地要剥她的衣服。包巧玲出于本能地不肯，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裤带，脑子里甚至很荒唐地想，会不会是故意地试探自己，想看看她究竟如何不要脸。没想到他半天达不到目的，扑通往地下一跪，喊了她一声“包老师“，这一声包老师显得十分滑稽，因为作为新分到话剧团的小学员，如果不是搞运动，他们对老演员都很客气，一个个平时嘴都很甜，但是，现在再喊“包老师“，反倒弄得包巧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包巧玲说：“你是革命小将，我不能害你。”
那小头目十分委屈地说：“你已经害了我。“他抓过包巧玲的手，往自己的裤子里伸，原来他在和她搏斗中，已经很遗憾地早泄了。包巧玲有些过意不去，心就软了，她心一软，裤带便松开了，由他将手伸过来，想都到了这一步，起码该让他摸一摸。没想到他毕竟年轻，刚完事，又斗志昂扬起来，包巧玲放弃抵抗，他便乘胜追击，一边穷追猛打，一边继续喊着包老师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喊到最后，不无担心地警告包巧玲，她和别的男人的事可以说，今天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说出来，这一说，就是真往造反派脸上抹黑了。
第三个有可能和杨卫文有关的男人，就是食堂里的大师傅，大师傅对包巧玲觊觎已久，他虽然早就沾过她的便宜，还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，但是包巧玲后来一直再不给他这种机会。这件事发生以后，包巧玲无人倾诉，整整一个星期都忐忑不安，就想到了大师傅，在那个年头里，做官的差不多都倒霉了，有些名气的人也倒霉，都成了革命的对象，剩下的神气活现的，就是剧团里打杂的，譬如看传达室的门卫，又譬如烧饭的大师傅。大师傅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十分耐心地听她倾诉，然后把她带到食堂，让她躺在揉面团的案板上，弄得她身上到处都是湿面粉。
包巧玲不知道杨如盛是否怀疑过小儿子的血缘问题。也许他想过，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。包巧玲和杨如盛这对形同虚设的夫妻，后来根本就没有过多少对话的机会。一年半以后，他们离了婚，由于分居的时间太久，而且都懒得联系，结果他们都感觉不出法律上的离不离婚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，小孩总是带来坏运气，大儿子杨卫字出生不久，杨如盛被打成了右派，现在小儿子才几个月，他们又毅然离了婚。孩子们可能觉得她缺少母爱，可是包巧玲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，相信两个儿子生来就和自己没缘分，因为事实上他们总是给她增添麻烦。杨卫文还未满周岁，就和他哥哥一样，被送到了杨如盛的义父那里，老人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个小孩，含辛茹苦地把他哺育成人。
杨卫文和哥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尽管他在十四岁的时候，就知道爬到窗台上，津津有味地偷看一位又肥又胖的女邻居洗澡，然而他的内分泌系统，显然有严重的问题。
他是个发育严重迟缓的男孩子，医生替他检查身体时，总是怀疑他虚报了年龄。他没有喉结，稀稀疏疏几根淡黄的阴毛，yīn茎总是没有变化，都快二十岁的时候，仍然还和小孩的一样。顶替进了话剧团以后，有一次体检，医生为了证实他究竟有没有毛病，不得不为他注射一种药剂，这是一种雄性激素，进入人体以后，性器官应该很快就会有反应。
药物实验显示，还不能算完全的不发育，因为在规定的时间里，他的小yīn茎终于直了起来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经过手淫，还能射出少量精液。结论是他属于异常，根据他的年龄推断，发育迟缓似乎已经不准确，不是迟不迟的问题，事实上他已经发育，而且不可能再发育了，换句话说，他已不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只能如此。他这一辈子，注定只能当个袖珍的小男人。
钟家的家庭聚会出乎意外地成功，钟天几乎是白白地担心了。为了获得儿女们的同情，钟天在饭桌上，不停地说自己如何如何不好。他夸大了医生对他的诊断，很显然，他是在暗示自己年纪大了，儿女们应该多回来看看他们的老父亲。为了改善他们与继母的关系，钟天不惜夸大其辞，用很客观的语调，表扬包巧玲对自己的照顾。他说包巧玲实际上成了他的家庭医生，因为有了她，减轻了儿女们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感情这玩意是没办法乞讨的，钟天连这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，说明他还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小儿子钟冬有事，吃了饭就要走，饭桌上，见父亲没完没了地倚老卖老，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说：“老头，有完没完，我看你现在要比过去年轻得多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这叫人老心不老。”
钟天并不以小儿子的话为忤，钟家的孩子都是没大没小惯的，什么样的混账话，都有可能说出来，倒是包巧玲听了有些脸红，因为这话和她有关。
大姐钟春接着小弟的话，笑着说：“现代医学证明，老年人的性生活，有助于长寿，老头不要怕，你活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这次包巧玲更脸红了，钟天竟然还是能沉住气，他只是觉得媳妇在场，不应该开这种玩笑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和你们包阿姨在一起，也就是老来有个伴的问题，都一把年纪了，你瞎说什么！”
钟冬说：“什么叫瞎说，别在我们面前装正经。”
钟天没办法，只好叹气，对包巧玲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的儿女，多舍得损他们的爸爸。”
小儿子钟冬要走了，钟天追着问他去哪。钟冬没好气地说，去哪跟他又有什么关系。
他是家里的老巴子，自小就比别的小孩更受宠爱，现在大学毕业，在一家很有前途的公司里做事，动不动就有机会去香港。钟冬走了不久，紧接着告辞的是杨卫文，他已经吃饱了，这儿反正没他插嘴的份，抹了抹嘴也准备走。包巧玲便说他不懂规矩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，又怪他见了钟春姐妹，也不称呼一声。杨卫字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我叫她们什么？”
钟春开玩笑地说：“叫什么，当然应该叫大姐二姐。”
杨卫文脸仍然板着，是一种小孩生气的表情，大家没想到他早不叫，迟不叫，会突然在饭桌上叫起来，仍然是瓮声瓮气：“大姐！二姐！“他好像很不情愿这么称呼她们，气呼呼的，就像吃了多大的亏。钟春和钟秋不由地被他的滑稽样逗笑起来，他仿佛天生就准备被人捉弄似的，一看就不像他的哥哥杨卫字那么坏。因为人长得很矮小，杨卫文看上去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等到他走了以后，钟秋随口说道，他那模样，在电视剧中，扮演特型人物倒挺合适。包巧玲一听这话，连忙忙不迭地凑上来，说他在话剧团里也没什么事做，钟秋以后拍电视剧，可以带着他，让他打打杂也行，如果有合适的角色，让他跑跑龙套，更好。
钟秋根本就没把包巧玲的话放在心上，家宴已经进入尾声，一直不曾开口的徐芳闷闷不乐离席了，钟春看出有些不对，就追过去跟她说话。两人到了小房间里，钟春问徐芳钟夏今天不来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。徐芳说：“我怎么知道。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。“钟春很吃惊地说：“你们现在还分开来住？“徐芳不说话，只是笑了笑。
这时候，钟秋也进来了，听见钟春正在开导徐芳，她以大姐的身份，说了弟弟钟夏几句，怪他任性和不懂事。徐芳似乎早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她先是不接钟春的茬，由她去说，到后来，终于打断了她的话，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声音说：“大姐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和他的缘分已经到了头。”
钟春说：“我自己是过来人，知道离婚有什么不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夫妻之间，能不走这一步，还是不走的好。”
钟秋没有插嘴，在一旁听她们说话。钟春又说了些别的，话题转了方向，徐芳和钟秋为钟春说的一句什么话，笑了起来。她们的笑声把小雷引了进来，看见小雷，钟春叹气说：“就算是看在这孩子的面子上，你们也不应该闹，老头要知道这事，还不知道怎么急呢，你也知道，他最喜欢小雷。“徐芳说，她知道钟天喜欢小雷，因此就算她和钟夏分手了，也会经常让小雷到这来探望爷爷。小雷现在还小，以后人大了，用不着人送，他自己会来。
钟天饭后习惯要休息一会，他看见大家都在小房间，也跑过来凑热闹。钟秋让他睡觉去，说这没他的什么事。包巧玲也跑过来，喊钟天去午睡，钟天说难得有一天不睡觉，问题也不大。包巧玲立刻用医生的话警告他，大谈午睡的重要性，她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让钟天的两个女儿知道，自己在照顾她们父亲方面，是如何的尽心尽职。钟天不知趣地赖着还不肯走，钟春和钟秋便像呵斥小孩一样，撵他走。这一下，钟天没办法了，只好搭讪着离去，临走还在孙子小雷圆圆的脑袋上摸了摸。
包巧玲像押着犯人似的，把钟天送进卧房，钟天上了床，让包巧玲也休息一会，包巧玲对他做了个娇态，意思是现在她也睡觉，他的两个女儿会怎么想呢。这一天，她对钟天的照料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惜卧房里的这一幕，别人看不见，她为钟天铺被子，帮他脱毛线衣，最后还为他倒了一点茶。钟天在临睡觉前，总习惯象征性地喝两口水，量不大，像喝酒一样。安排好钟天的午睡，她悄悄地走出来，让大家别挤在小房间里，到客厅的沙发上坐。
大家便到了客厅里，钟秋随手打开了电视，正在放一部儿童片，小雷立刻嚷着不许再换频道。钟秋非要把所有的频道浏览一遍，于是小雷便怪叫，叫得钟秋只好让步。徐芳做出要打小雷的架势，没想到现在的小孩都被宠坏了，徐芳只是做了做样子，还没出手，小雷已经先反击打了她一下。包巧玲惦记着刚刚和钟秋的说话，继续向她咨询筹拍的电视剧的情况。钟秋不耐烦地说：“你问那么仔细干什么，是不是也想演个角色？”
包巧玲被她说得很不好意思，脸上像年轻人一样通红，尴尬地笑着说：“我还能演什么戏，都一把老骨头了，谁还要看。”
钟秋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，电视剧就是生活，生活中的人，谁都可以演电视剧。”
在钟家的两姐妹中，包巧玲觉得妹妹钟秋更难对付一些，钟春是长女，又是离了婚的，动不动会发一通姑奶奶脾气，可是她是直来直去，不像钟秋，总存在着一种潜藏的敌意，而且喜欢察颜观色，屡屡摔出一句让她下不了台的话出来。不过她并不是太在乎，文化大革命中，造反派批斗她时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她脸皮厚。想想她这一辈子，如果脸皮太薄了，她怎么活。剧团里的女人，有时候为了吃醋，指着她的鼻子，跳着脚，一连能骂上几个小时，她的涵养早在那时候就修炼到家。真没有好胃口，也没胆子进钟家的门，包巧玲明知道钟秋不愿意和她谈自己的电视剧，但是她忍不住还要继续问下去。她的脑子里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现在大家既然已经成了一家人，她就得想办法说服钟秋，让自己的小儿子杨卫文有机会进她的剧组。
钟秋于是只好采取不理睬的办法，不回答任何问题。包巧玲把话转向小儿子杨卫文的身上，说了说他们剧团如何不景气，还提到现在小有名气的一位青年女演员，因为她曾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，扮演了主角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钟秋也懒得打断她的话，很没有礼貌地陪同侄儿小雷一起看起了电视。包巧玲低声下气地继续说着，倒是钟春有些看不下去，插嘴说：“别说那么多了，到她的电视剧开拍的时候，你让你儿子直接去找她不就行了。
徐芳的父亲曾经当过劳动局长，在她记忆中，父亲当局长的那些年头里，她的母亲总是往外撵人，那些人拎着大包小包来了，徐芳的母亲就很生气地撵人家走。她家是三个姐妹，徐芳位于中间，她姐姐现在澳大利亚定居，妹妹在香港常住，只有她仍然是中国大陆的公民。这是她想到就要生气的地方，因为三姐妹中，她的学习成绩最好，上的大学的牌子最硬，而人也是长得最漂亮，如今混得最差的却是她。
徐芳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和钟夏离婚。刚开始可能只是憋气，大家都要强，到后来，便觉得再不离婚，反而说不过去。通常离婚都是要有理由的，譬如有一方有了第三者。徐芳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，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这种事很容易相信，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工作关系，钟夏绝不可能把经济大权冒冒失失放在陶红手里，让她肆无忌惮地去投机期货。最初让徐芳伤心的，还不是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问题，而是钟夏死活不肯承认这种关系。对于骄傲的徐芳来说，钟夏的不承认，比承认的伤害更大。徐芳觉得自己丈夫有花心，还是个可以原谅的错误，犯了错误不承认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可原谅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徐芳很伤心的是自己丈夫不是好汉。
终于徐芳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确实没有那件事。她没有那种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，恰恰相反，反而更有了一种落空的不自在。钟夏和陶红之间没事，便意味着徐芳是无理取闹，是瞎吃醋，而这恰恰又是冤枉了她。事实是，钟夏一方面死活不承认，一方面又有意在误导她，让她感觉到他是在说谎。徐芳觉得钟夏的可恨之处，在于他存心让她醋意大发，他显然是故意要让她出丑。钟夏的一举一动，并不大像个男子汉，徐芳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最出色的一门课，是“行为逻辑“，在这门课的考试中，她拿到了全班的最高分。她把钟夏的行为称之为精神上的通奸。所谓精神上，往白里说，就是意淫，这种有贼心没贼胆的意淫，与公开的通奸相比，好不到哪里去。
在钟夏保释期间，他们夫妻之间，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吵。这些争吵的直接结果，造成了后来钟夏被判刑，徐芳竟然从未去探过一次监。既然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她都没有去看过他，他从监狱里出来，她自然也没有主动去看他的道理。徐芳并不在乎他是否坐过牢，在他刚出事的那一阵，她曾经真正地为他着急过。只要他的表现仍然像个男子汉，表现得光明磊落一些，徐芳相信自己可以接受一切。她不在乎自己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吃苦受穷，而且就算他真和别的女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只要他能认识错误，她还是可以原谅他。
徐芳不能原谅的，是钟夏非要做出一副成全她的样子。他出狱以后，主动提出来要分手，理由是他已经没有工作，前途不可知。徐芳觉得自己就冲这一点，就可以和他分手，因为他应该知道她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有工作，事业是否发达，他是故意把她看得很俗气。也许在他的心目中，徐芳就是一个俗气的女人，他对她显然没有任何爱可言。
如果说，在保释期间，徐芳不应该说出要离婚的气话，现在人都从监狱里出来，钟夏就不应该重提离婚二字。他应该知道他只要提出离婚，徐芳是不可能拒绝的。在这一点上，钟夏显然深思熟虑，他显然一点退路都没留，自己没留，也没给徐芳留。
他们决定很好地谈一谈，既然大家都认为分手为好，那就客客气气结束。两个人谁也不愿意往回缩，徐芳有一个大学同学分在法院，知道他们要离婚，从法律上给他们很多帮助，他们没有走上法庭，而是在这位同学的安排下，在两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，友好地分了手。徐芳的那位老同学，在大学读书时曾经追求过徐芳，他也力劝徐芳不要离婚。自从分到法院以后，熟悉他的朋友，常常为离婚的事情找他，不在法院里待过，不知道离婚率上升，他看到一些好端端的家庭，也不为什么事，就跑到了法庭上，因此对任何一对要求离婚的夫妻，他采取的办法，都是劝人别离婚。
在正式协议离婚手续之前，徐芳约老同学在一家咖啡馆见了一次面。老同学无数遍地劝徐芳回心转意，结果弄得她十分恼火。徐芳所以要找到他，只不过是现在社会上办事流行的一种习惯，这就是无论做什么事，都希望找熟人帮帮忙。老同学一个劲地劝她，而且不时地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子，结果很容易给人产生一个误会，他好像是害怕徐芳会对他有什么意思。徐芳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，同时还稍稍感到有些遗憾。她觉得自己要和钟夏离婚，真有些不明不白，真的第三者没有出现，假想的第三者事实上也不存在。她现在已经不承认丈夫有第三者，因为这样，意味着是她被丈夫抛弃了，如果是有第三者，她愿意是自己先有外遇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表示在夫妻生活中，是她炒了丈夫的鱿鱼。
在街道办事处，一位胡子拉碴的办事员问他们为什么要协议离婚。由于已经打过招呼，这样的询问只是走过场。钟夏让徐芳说，徐芳有点为难，看着办事员，想了想说：“难道一定非要有什么理由？”
办事员笑着说：“总得在‘理由'这一栏上，写几个字。”
徐芳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淡淡一笑，看着钟夏说：“还是你说吧，你找个理由，随便找个理由。
办事员还是笑，说：“也不能太随便，这毕竟是离婚，是大事，对不对？”
钟夏灵机一动，问道：“别人一般怎么说？”
办事员说：“怎么说的都有。”
徐芳就说：“那就找个好听的。”
办事员说：“就说夫妻感情不和。”
钟夏立刻接着他的话说：“对，就这么写。”
办事员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，笑着说：“可是，要我说，我看你们好像没有感情不和嘛。”
钟夏和徐芳都笑了，离婚看来真是一种解脱。他们都以为自己心情会很沉重，然而他们流露出来的，都是不可遏制的轻松。在来办事处以前，徐芳就想过，自己应该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别人离婚又吵又闹，他们能够很平静地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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